时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如何持续深化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完善“破立并举”机制，为各类人才厚植“创新土壤”？这是不少代表委员关心的议题。
“根据国家区域发展需要以及科技发展规律，我们坚持使命驱动，加强政策制度和组织机制创新，加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探索的力度。”在3月7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介绍了教育部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四方面探索，深化人才培养评价改革是其中的一方面。他专门提到，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中，已有研究生没有发表学术论文，而是用实践成果、专利和实践报告来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历史性突破了学位授予的‘唯论文’限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一体推进’这4个字写得特别实，不是教育、科技、人才三方面各说各话，而是强调衔接、协同、统筹、联动——这抓住了要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对此深有感触，“过去这几张皮贴不到一起，根源就在各管各的、各评各的。”
改革脉络早已清晰。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提出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要求坚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加强中长期评价、后评价和成果回溯；2022年，科技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坚持使用牵引”这一基本原则，突出国家目标和使命导向，发挥激励作用，坚持谁使用谁评价，以用定评、评用相适等；今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
随着“一体推进”的号角吹响，改革的焦点正从“破”的共识，深化为“立”的智慧与“效”的检验。如何让评价机制更契合专业规律？如何为不同赛道、不同成长节奏的人才提供公平环境与发展支持？对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名来自科研一线的代表委员。
为不同赛道的人才提供成长“土壤”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金星现场聆听政府工作报告后，深感“一体推进”的论述站位高远、内涵深刻，“为我们高校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让他所在的从事长周期基础研究的团队，对获得科学包容的评价增强了信心。
“精准回应了当前高校科研与人才培养‘两张皮’的痛点。”林金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实际上也是对科研生态的重塑，其目标是让不同类型、不同成长节奏的人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并获得持续生长的养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评价联动”，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更系统的政策视角。
“一体推进，关键在协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定华认为，这意味着要让规划、政策、资源形成合力，特别是让评价手段与其他手段协调一致。他表示，这对高校分类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外国语院校就要彰显特色，努力培养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一场“分赛道”的实践已在运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原台长沈志强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上海天文台区分从事研究系列、工程技术、实验等不同类别的工作人员，进行包括岗位职称评聘等分类评价。
“在以前的晋升体制下，主要看论文发表情况，但工程、技术、观测设施运行人员在这方面肯定比不过研究人员。现在我们把他们分开评价。”沈志强说，上海天文台为不同赛道配置不同的评审专家，取得很好成效。“这样大家就能很专心、很安心地工作，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不用为发文章或非本职工作事务发愁。这稳定了大家的心态，也遴选出了很多专门技术人才。”
这条为“差异”赋权的“分赛道”实践，带来清晰的发展预期，释放了潜能。“望远镜设施运行人员可能不擅长写论文，但如果没有这些工程师为科学观测提供保障，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基于此做出成果、发表论文呢？”沈志强说。
“评价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焦虑，而是解决问题”
对于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领域，评价改革则更需要注入“耐心资本”。
“我所在的学院长期从事树木发育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研究领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青年教师若想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学问、带学生，迫切需要更加科学、包容的评价体系支撑。”林金星呼吁，借鉴长周期稳定支持的模式，让科研人员能坐稳“冷板凳”。
这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对基础研究领域“过度竞争”的批评思路一致。“基础研究不宜过度竞争。”他特别指出，机械地要求项目申请必须存在竞争并不符合基础研究科研规律，应“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特别是加大对优秀团队的支持力度，弱化不必要的竞争。
“稳定支持”与“长周期评价”，是近年来国家科技人才政策反复强调的关键词。从“减少考核频次”到强化“里程碑”节点考核，政策着力为原创性、探索性研究营造一个允许试错和等待的环境。
“我认为，不应过多干涉大家的具体科研工作，而应关注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并努力解决。”沈志强这句话或许道出了人才评价体系改革的理想状态。评价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焦虑，而是解决问题；不是简单设置门槛，而是为人才成长搭建阶梯；不是修剪个性，而是培育森林。
当工程师能安心打磨国之重器，当探索者能心无旁骛地向星辰大海进发，评价体系才真正完成了从“筛子”到“土壤”的转变，真正支撑起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生动局面。
王定华特别关注到政府工作报告对青年人才的重视。“要更加关心、理解、相信青年教师，给他们压担子、建平台，让他们捷足先登。”他认为，在“一体推进”的框架下，评价机制创新必须服务于让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这一目标。
林金星也表示：“政府工作报告让我们看到了改革的方向，也增强了扎根基础研究、潜心育人的信心。”
谁来评、怎么评
这些来自政策与基层的探索，最终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应该由谁、依据什么来评价人才？近年来，我国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在“破四唯、立新标”上持续深化，评价标准从单一走向多元。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对新入所青年人才实行6年免考核、不数文章的年薪制；中国科协资助的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截至2025年年底已收录超12万篇规范化病例报告，并推动陕西等地作为首批案例库共建省份，让临床医生能够凭借优质临床案例晋升高级职称；中国电科第二十九研究所探索施行多维度人才评价机制，一批85后、90后科研人员崭露头角……
“评价机制是一个老话题，我已经关注10多年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对这一话题感触颇深，“评价这件事情，有几个重点必须搞清楚。第一，评价标准谁来定？第二，评价究竟由谁来执行？第三，评价之后，究竟怎么用？第四，评价的作用范围、功能究竟是什么？论文、职称、学历、奖项的存在也有其道理，但我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评价的问题。”
改革始于对评价权本身的反思，当单一标准难以衡量多元价值，当外行评审难以洞察内行深浅，评价权应归属于谁？用王贻芳的话说，大同行评审的体制如果不调整，“四唯”就很难“破”。“太专业的东西，外行评审听不懂，就只能‘唯’。”
钟章队对记者说：“评价一定是小众的事情，是学术圈自己的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评价权的“回归”：从行政化的“指挥棒”回归专业，回归用人主体手中。钟章队认为，标准，应交给专业组织来制定，实现真正的差异化；执行，应遵循“谁用，谁来评价”的原则，让最知人善任的用人单位自主判断。
这意味着，评价正从一个“管理流程”，转变为“识别与匹配”的动态服务过程。其目的是沈志强所强调的“完成科研目标或重大工程任务”，而非追求评价本身。近年来，从“破四唯”到“立新标”，政策层面“分类评价”“以用定评”的导向日益鲜明，正是在为这种权力的重构提供制度支撑。
这一重构，也体现在对“评”与“聘”关系的再认识上。钟章队提出对“评聘分离”的思考：“要把‘评’和‘聘’分开。‘评’是表示人才有这个水平，‘聘’是要干出业绩，跟工资、奖金、职务有关。”这有助于打破僵化的身份绑定，将水平认定与岗位激励适度解耦，从而激发人才市场的活力。
一场关于如何为创新人才培厚土壤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共识走向机制设计的深水区。代表委员们的思考，聚焦于如何让评价的尺度真正成为丈量价值、激发潜能的标尺，而非束缚创造力的绳索。
“要有更多的稳定性支持，把评价的权力和资源，交给专业的人。”王贻芳说。
